1977年12月3-17日，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是 “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出版会议。会议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出版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出版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给广大出版工作者卸下了精神包袱。

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共鸣。知识界久旱逢甘霖，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难得一见的生气。科技工作者更是只争朝夕，工作热情高涨。各自然科学学会纷纷召开中断多年的年会，进行学术交流，研究发展趋势，规划学科建设，培植学科发展的基础。

1978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在庐山召开年会；9月，中国化学会在上海召开年会；11月，中国数学学会在成都召开年会。一级学科学会之下很快产生了多个分支专业学会，科学事业出现爆发式增长。

科技大发展给科技出版工作带来了一个黄金期，大批著名科学家一边恢复学术研究，一边针对学术交流、高等教育和科学普及突然增长的需要，进行期刊和图书出版活动的规划和组织工作。这一时期各学科的出版规划有三个方面：中国科学家代表性研究成果、国外新近研究成果译介、学科基础知识和科学普及。

科学出版社派出了多位编辑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又一次作为国家科技出版任务的首要承担者，与科学家一起完成了这些出版规划的制订和组织实施。近60套丛书被列入出版规划，仅1979年即有各学科38套丛书列选。其中，属于学科出版规划第一个方面，即中国科学家代表性成果的有：华罗庚主编的《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著》丛书、冯康主编的《计算方法丛书》、王竹溪主编的《现代物理学丛书》、张维主编的《力学丛书》、张青莲主编的《无机化学丛书》、高小霞主编的《分析化学丛书》、王应睐主编的《生物化学丛书》、黄汲清主编的《构造地质学理论丛书》、涂光炽主编的《地球化学理论丛书》、汤佩松主编的《现代植物生理学丛书》，等等。

华罗庚主编的《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著》丛书

属于第二个方面，即国外新近研究成果译介的有程民德主编的《现代数学译丛》，以及其他学科的大量名著翻译。
属于第三个方面，即学科基础知识和科学普及的有：程民德主编的《现代数学基础丛书》、褚圣麟主编的《物理学基础知识丛书》、冯克嘉主编的《天文学基础知识丛书》、张文佑主编的《地质学基础知识丛书》、张致一等主编的《生物学基础知识丛书》、卢衍豪主编的《古生物学基础理论丛书》、宋健主编的《自动化基础知识丛书》、曲格平主编的《环境保护科普丛书》，还有《自修数学小丛书》以及《从一到无穷大》、《物理世界奇遇记》、《寂静的春天》等经典科普著作。

部分经典科普著作

此后在历届图书评奖中, 很多获奖书都出自这些丛书。如1982年评出第一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73种，科学出版社9种获奖，出自《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著》丛书的即有2种，分别是华罗庚、王元的《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和侯振挺、郭青峰的《齐次可列马尔可夫过程》。2005 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物理改变世界》丛书也源自这一时期的《物理学基础知识丛书》。

1977-1983年，出版社党的领导小组组长（负责人）先后由许静（1977年10月-1978年2月）、秦仲方（1978年2月-1979年4月）、武汝扬（1979年5月-1983年11月）担任。1983年11月，余志华被任命为社长，1985年2月，余志华调离出版社，张立政继任社长。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 的书荒，全国图书市场销售异常火爆，科技图书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社会需求，科普图书《从一到无穷大》印数达到55万册，陈景润著的《初等数论》（内容并不易懂）印数竟达令人难以置信的125万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四五年间，科学出版社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达300万元，而当时全社职工年工资总额还不足30万元。

面对书稿产出和图书市场销售两头旺盛的局面，出版环节出现了瓶颈，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学出版社出现严重的书稿积压、出版周期过长的情况，1980年从收稿到出书平均周期达到681天，1981年出版周期竟然达到802天，1982年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选题清理，撤销选题243个，对部分已经收到的书稿也做了退稿处理。

1984年，科学出版社举办30周年诞辰庆典活动，中国科学院8位历任院长、副院长为社庆题词，其中，方毅、严济慈、卢嘉锡、叶笃正四位正副院长的题词中均不约而同地对科学出版社提出了多出书、快出书、出好书的希望，可见，缩短出版周期、提高科技图书的生产能力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和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期待。

1984年，科学出版社举办30周年诞辰庆典活动

为了适应形势需要，科学出版社在几个方面做了努力。

（1）迅速扩大职工队伍。1975年全社员工355人，至1981年，职工人数已达到562人。为了提高新员工的业务素养，出版社举办了各种培训班、学习班，如从1978年6月开始每两周一次举办“学科学技术讲座”；举办英语初、中、高级学习班，180人入学；举办“编辑业务讲座”；1980年开始举办电大教学班，首期招收34名学员，等等。这些措施既体现了科学出版社重视业务学习的传统，又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应急之举。

（2）兴办京外办事处，扩大出版服务。1981年，恢复上海办事处，1987年成立沈阳、长春两个编辑室，1988年成立武汉、广州两个编辑室，1990年成立武汉办事处，等等。

（3）尝试技术改造。1980年，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出现爆发式增长，能不能按时出版高质量的会议论文集是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个挑战。在为国争光和技术改造双重动力驱使下，科学出版社用自己的外汇收入引进电动打字机、IBM电子排版机、英文照排机和小型快速胶印机等当时先进的设备，尝试照排胶印工艺，迈出了编辑工作现代化的第一步。第一部采用计算机排版胶印新工艺印制的图书是《1980年广州粒子物理讨论会文集》（英文），4个月内完成从收稿到出版的全部工作。这部符合国际会议论文集标准的1790页的大书，是科学春天里中国加入国际科技潮流的历史记录，也是科学人出版理想的一个深刻印记。

在编辑队伍和技术条件受到制约、不能有效提高出版生产力的困难时期，科学出版社不肯降低质量标准，严格三审三校。不仅如此，出版社从长远考虑，还创造条件先后派出多位编辑人员出国深造，为进一步发展作了重要的人才储备。在这几年中，出版社新书出版品种增长缓慢，至1986年也仅出书462种。当时，科学出版社的出版能力事实上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突然增长的出版需求。

针对图书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1979年12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调整了地方出版社的经营方针，把地方出版社从出版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调整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80年代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出版部门两个积极性。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自70年代末开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各省纷纷成立科技出版社；80年代，为缓解学术出版难的局面，又有一大批高校出版社紧锣密鼓地诞生，中国学术出版的能力大大增强。

1988年，山东科技出版社首创“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其后一批出版社纷纷效仿。地方科技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依靠科技出版基金和主管部门的支持，获取了不少优质科技出版资源，科学出版社长时期几乎独享国家最优科技出版资源的状态悄悄出现了变化。

80年代后期，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兴起，出版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很快，全国科技图书品种大幅度增长，1979年全国出版科技新书327种，1981年突破1000种，1986年突破2000种，科技图书供不应求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伴随而来的是平均印数的急剧下降。1985年，科学出版社学术著作平均印数降到5941册，处于盈亏平衡点；至1989年，学术著作平均印数已降至1828册，科学出版社1985年后出现经营亏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亏损急剧增加，一度连发工资也出现困难。

20世纪80年代有三件大事对中国出版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一，出版社规模迅速扩大；其二，激光照排技术的引入，迅速提高了出版业的劳动生产率；其三，1983年开始的出版单位实施“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政策把出版业导入了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三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科学出版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形势的变化，科学出版社承受了很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不得不寻求出路。出版社领导确定了“以书养书”、“以外补内”、“以副补主”的经营方针。

1985年科学出版社成立了龙门科技开发公司，1986年成立了龙门旅行社，尝试开展多种经营。1987年6月，科学出版社领导班子换届，苏世生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侯建勤任常务副社长（1991年10月-1995年11月任社长）。1988年，中国科学院为了把科学出版社一步步推向市场，对新一届领导班子下达了三年经营承包目标：当年中国科学院给予科学出版社300万元补贴，后两年每年递减30%，三年后基本不再拨款。但在科学出版社领导的努力下，中国科学院的这项补贴从1989年开始改为每年300万元额度的科学出版基金，支持科学出版社的期刊和重点图书出版。科学出版基金对维护科学出版社的品牌、集聚优质资源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强大的经营压力下，首先，科学出版社各编辑室进行了大规模的选题调整，全社清理和削减选题1000多个；其次，经过努力，突破了不合理的书刊定价体制，按成本定价，改善经营质量；再次，扩大出书范围，1986年成立第八编辑室，以出版畅销书为主，同时又涉足中小学生读物，并尝试恢复“龙门书局”副牌，“以书养书”，缓解经营压力。1993 年8月，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科学出版社恢复“龙门书局”副牌，由此出书范围得以扩大。

这一时期，虽然出版社承受了巨大的生产压力和经营压力，但由于科学出版社的传统和制度，加上老一辈科学人对图书质量的执着和坚守，出版社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出版速度，维护了品牌形象；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领导班子在经营上进行了许多尝试，积累了经验，同时收获了一个“龙门书局”；从1982年开始，一大批恢复高考制度后毕业的大学生陆续进入科学出版社，为出版社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科学出版基金的设立为出版社留住了一批高水平专著。这些工作为科学出版社的后续改革和经济实力的壮大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