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几代“科学人”薪火相传，铸就了“科学出版社”的品牌，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质和发展潜力。

1949年，新中国在炮火的洗礼下诞生，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栋梁之才走上历史大舞台，激情澎湃地谋划国家建设的各项事宜。国家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全社会的共识。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的话说得很明白：“我们要开发，自然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开发。我们要生产，自然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生产。我们巩固国防，自然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巩固国防。一切要近代化，也就是一切要科学化。没有科学怎么能使落后的农业中国进展为工业化的中国呢？”于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开始筹备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提出“设立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科学机关”，《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把中国科学院列为组成政务院的一个政府部门，中国科学院担负着组织、领导、壮大全国科技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重任。

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院部设三局一厅，即研究计划局、国际联络局、出版编译局和办公厅。科学出版社滥觞于编译局。编译局首任局长是杨钟健，副局长先后由恽子强、刘大年、赵仲池担任。

中国的科学体制受到苏联的广泛影响。中国科学院的几位领导，院长郭沫若、副院长竺可桢与吴有训都曾引用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1891－1951年）的话：科学要完全贡献给人民和国家，这就使科学的计划性变成绝对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所具有的一个主要特点。不仅是科学的规模，如机构、人选和设备应有计划性，科学研究的内容也应有计划性。实践性和计划性是新中国科学事业的两个重要特征。实践性指的是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计划性指科学研究工作要围绕一个共同的总目标协调一致地进行。

1952年2月—5月，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支19个学科26人的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成员是各学科的领军人物，如华罗庚、钱三强、张钰哲、冯德培、吴征镒、梁思成、吕叔湘等。这支代表团为中国科学建制完成对苏联模式的克隆发挥了重要作用。

访苏代表团了解到苏联的科学计划由四部分组成：① 科学工作计划，包括问题计划和课题计划；② 采用计划，也即工业试验和应用推广计划；③ 座谈会、讨论会和学术会议计划；④ 编辑出版计划。在这种框架下，科学成果的出版成为科学工作和科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版编译局副局长刘大年（也是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成员之一。访苏期间，他特意考察了出版工作，了解到苏联科学院设有出版编辑委员 会，下设出版局作为执行机构，出版局的任务是拟订该院的出版规划和方针任务并监督其执行，而真正进行日常出版业务和编辑工作的是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社 还有自己的印刷厂、发行机构和健全的编辑部。在“访苏代表团资料汇编”中就有一篇对苏联科学出版工作的专门介绍。

1954年2月, 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决定仿照苏联科学院的建制，成立编译出版委员会，领导和规划全院的编译出版和图书事业，同时筹建科学出版社。陶孟和副院长兼任委员会主任( 1960年4月陶孟和病逝后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任) , 杨钟健、尹达、周太玄、朱务善任副主任，赵仲池任秘书长。1954 年5月，在出版总署的协助和推动下，出版编译局与上海私营龙门联合书局洽商公私合营，决定设立科学出版社，由中国科学院与出版总署共同领导，以中国科学院为主。

龙门联合书局成立于1930年，创始人严幼芝（1900～1988）是一位富有进取精神的民族实业家、出版家。他发明的化学制版法，大大降低了影印外文科技图书的成本，为贫困学子带来了福音。龙门书局职工敬业、专业，他们的工作方法和质量标准成为后来科学出版社制定出版流程和岗位责任制的重要参考。

公私合营性质的科学出版社，由公私双方组成董事会，董事长、社长、副社长、总编辑由中国科学院任命；副董事长和经理由龙门联合书局推举。1954年8月1日科学出版社在北京正式成立。杨钟健为董事长，周太玄任社长兼总编辑，赵仲池任副社长(后来又兼任副总编辑)，严希纯为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杨肇燫为副总编辑(后来又兼任副社长)，严幼芝(私方)任经理，于强(公方)任副经理。同时，在上海分设办事处，又从上海接收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的印刷厂和艺文印刷厂，并迁至北京，在通县建立了现代化的大型印刷厂。这几乎是仿照苏联科学院建成了一个规模齐全的出版机构。

科学出版社第一任领导集体的社会地位很高。

董事长杨钟健，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81名首任院士之一，地质与古生物学家，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经李大钊和邓中夏介绍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左图为杨钟健）

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周太玄，生物学家，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先驱。他与郭沫若是中学同学，1918年与李大钊等发起成立了鼎鼎大名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张闻天等是该学会的成员。他赴法勤工俭学时，与徐特立、蔡和森等人同学。此外，周太玄还有大量科学译著、科普和诗歌作品，是一代翻译名家，书法功力也非常深厚。他在四川大学校长（时称校务委员会主任）任上被郭沫若挖到中国科学院。

右图为50年代的周太玄（右）和赵仲池（左）。

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赵仲池，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领导学生爱国运动，被天津北洋工学院开除学籍。1935—1937年， 先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曾任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总经理。 他多才多艺，有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能演奏京胡，京剧青衣唱得字正腔圆，滑冰技术娴熟，还是陈毅、贺龙几位老帅网球场上的球友。赵仲池长期担任科学出版社 的领导工作，对出版社的文化传统、业务思想和工作方法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

东皇城根甲42号是科学出版社最初两处办公地址之一，这里也是科学出版社的前身——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下属的编辑部的地址，现为东黄城根北街16号，也就是现在“科学人”每天工作的这个大院，民国时期这里是国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

1932年7月2日，蔡元培（左九）访问北平研究院，左1为物理所所长严济慈。背景大楼现为科学出版社办公楼

《科学出版社的方针任务和机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1954年7月28日批准）规定，科学出版社的方针任务是：遵照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组织、编译和出版中国和外国科学著作，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具体任务是：

(1) 出版中国科学院各研究单位和院外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调查、研究的成果和搜集、整理的资料的专著；

(2) 出版各科学专门学会和各研究单位的学报，出版各科学专门学会的通报；

(3) 编辑出版我国科学史资料及论著，近代科学论著丛刊，科学文摘及译报；

(4) 编译、出版以苏联为主的世界先进科学论著和经典著作；

(5) 编译、出版中级的理论性的自然科学读物；

(6) 编辑、出版经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批准的出版计划内的其他有关科学书刊。

对照编译局成立四年来的工作可以看出，科学出版社的工作任务基本上是编译局工
作任务的延续和自然扩充。

在编译局的组织谋划下，至科学出版社成立时，中国科学院已经出版期刊37种、专著57种、译著31种。期刊出版是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最有成绩的一项工作，第一次有计划地完成了全国研究机构、各专门学会和研究会学术刊物的整合。

国家高度重视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认为“这些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编译局成立伊始就担负着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任务，编译局推选了180位专家，分别担任各学科的学术名词审订委员，各学科审定的名词随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项事关中国科学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一开始就是科学出版社的一项显示度和技术要求都很高的常规工作，一直延续至今。

相比较而言，专著和译著的出版则逊色一些，科研成果积累不够，稿源不足。周太玄上任伊始曾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向文化界名流约稿，数学家魏嗣銮、史学家蒙文通、四川图书馆馆长伍非百等都答应了他的稿约， 周太玄甚至给他们预支了稿酬。翻译著作则是在大的原则下向全国征集、遴选， 这个原则是“介绍世界自然科学名著，特别是介绍苏联先进的科学成就”。

这一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是一些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历史语言学家过去工作的整理和汇编，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陈建功的《直交函数极数的和》、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李俨的《中算史论丛》、杨钟健和斯行健等人的《中国古生物志系列》、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以及杨树达的“积微居”系列。从出版数量上看，苏联科学的译著，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原创著作。

这一时期出版或列选的还有一些历史意义重大的基本资料。

《学习苏联先进科学——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报告汇刊》（1953年）为我国科学建制按照苏联模式发展提供了注解。普普通通的一本《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高分子化学会议会刊》（1954年）其实有着很深的历史背景。在高分子化学起步阶段，政府、工业界、研究单位和教育界专家坐在一起，针对国家需要，摸清当前情况，确定发展方向，制定分工合作计划。这代表一种新型的学科发展和学会活动组织模式的诞生。

《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五年抗生素学术会议会刊》则是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盛况的全记录，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李先念副总理到会致词，会议决议对发展抗生素事业，保障人民健康，起到了重大推进作用。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学术译著出版略显“内容重复零乱”（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语）。这也是科学著作出版事业完成建制化转变过程的必经之路。但这些在科学著作出版的垦荒时期所产生的作品，不仅代表中国科学当时的基础，也为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留下了重要印记。

科学出版社董事会开过两次，第一次是1954年7月27日决定建社；第二次是1955年12月27 日，会议通过了《科学出版社章程草案》，并作出决定，今后如非必需，董事会不再开会，至此，科学出版社董事会完成历史使命。科学出版社从此不仅在领导意志、业务思想上，也在组织形式上完全成为国家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

科学出版社成立甫始即为中国国家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这是科学出版社60年历史的基调，是科学出版社贯穿始终的“三高”特色（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和“三严”作风（严肃、严密、严格）的根本注解。

《科学出版社章程草案》，1955年12月27日通过

中国科学院的基因给予科学出版社很高的眼界、出版品味和社会影响力；公私合营，则使科学出版社收获了可观的出版经营人才、编辑出版经验，从而在经营上也有很高的起点，二者结合，使出版社步入铸就品牌的十年！